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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小威廉看着损失报告：“我们需要英国朋友。高层朋友。”

    “在安妮女王的宫廷里？我们认识谁？”

    小威廉想了想：“丘吉尔。现在是马尔堡公爵了，英国军队总司令。他在威廉国王时期就欣赏我们的效率。也许可以……投资他的战争努力。”

    “贿赂？”

    “投资，”小威廉纠正，“提供优惠的运输服务，捐赠‘爱国基金’，邀请他的侄子来公司实习。用商业语言包装政治关系。”

    扬二世皱眉：“祖父会赞同吗？”

    “你祖父会先计算成本效益比，”小威廉说，“然后问：有没有更便宜的方法？如果没有，就做。这是荷兰的生存之道：在理想和现实之间找到可计算的妥协。”

    1703年，政治空白开始显现后果。

    荷兰军队在佛兰德斯由多位省代表组成的委员会指挥，决策缓慢，常常错过战机。马尔堡公爵（英国指挥官）私下抱怨：“和荷兰人合作就像和七只乌龟赛跑——每只要先问自己的壳同不同意前进。”

    战场的失利反映在财政上。国债继续攀升，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的共和国债劵价格跌至面值的百分之七十。这意味着政府借新债要付更高利息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    小威廉参加了银行家们的紧急会议。气氛比九年前更绝望。

    “一亿八千万，”最年长的银行家念出数字，“而且每月增加一百万。按这个速度，五年内利息支出就会超过税收收入。”

    “解决办法？”

    “要么大幅加税，要么大幅削减开支，要么……”银行家停顿，“违约。”

    房间里死寂。荷兰共和国从未债务违约，那是西班牙国王才会做的事。但数字不会说谎。

    “还有第四个选择，”一个年轻银行家说，“让英国承担更多。他们比我们富有，而且战争对他们同样重要。”

    “但英国议会也在抱怨开支，”小威廉说，“而且没有威廉国王居中协调，联盟只是纸面协议。”

    最终决定：向各省议会施压，要求财政改革；同时向英国请求“财政援助”——委婉说法是要钱。

    反应是可预见的。各省议会争吵三个月后，达成妥协：提高消费税（影响穷人），维持财产税（影响富人），削减军费百分之十（影响军队）。典型的“得罪所有人但不足以解决问题”的荷兰式方案。

    英国的回应更直接：同意提供贷款，但要求荷兰军队完全服从马尔堡公爵指挥，并且给予英国商人更多贸易特权。

    “慢慢交出主权，”扬二世评论，“先是军事指挥权，然后是贸易权。接下来是什么？”

    “只要利息继续支付，没人关心主权，”小威廉疲惫地说，“你祖父说得对：债务是最温柔的枷锁。不痛，但越来越紧。”

    家族第四代开始登上舞台。

    1704年，玛丽亚的女儿卡特琳娜（以曾祖母命名）十六岁，对植物学毫无兴趣，却迷上了政治哲学。她在莱顿大学图书馆阅读霍布斯、洛克的最新著作，回家后在晚餐桌上发表惊人言论：

    “荷兰共和国的问题在于它既不是真正的共和，也不是真正的民主。七省议会代表商人寡头，普通人没有发言权。没有执政后，连表面的统一都没有了，只剩下赤裸裸的利益争夺。”

    玛丽亚惊讶地看着女儿：“谁教你的这些？”

    “书教的，母亲。还有……现实。市场上面包又涨价了，因为消费税提高了。谁决定的？那些从不需要排队买面包的人。”

    小威廉的孙子，也叫威廉（家族传统），十八岁，刚结束在阿姆斯特丹交易所的实习。他有不同的视角：

    “但荷兰的强项从来不是政治，是商业。交易所才是真正的议会，股价才是真正的选票。VOC的董事们比各省议会有更大的权力，因为他们控制真正的财富。”

    “VOC在腐败，”扬二世插话，他最近出版了新书《东印度公司的黄昏》，这次署真名，“垄断导致低效，暴力导致反抗，账目……有创造性。”

    “但股价还在涨，”年轻的威廉说，“因为香料需求还在。只要分红继续，没人关心班达群岛发生了什么。”

    餐桌上的争论反映了荷兰的分裂：理想与现实，道德与利润，过去与未来。

    扬叔叔坐在轮椅上静静听着，突然说：“我该画一幅新画，《四代人的餐桌》。你们都在说话，但听不见彼此。因为说的是不同的语言：老一代说责任，中生代说代价，年轻一代说……新词。我甚至听不懂那些新词。”

    “那是因为世界在变，叔叔，”玛丽亚温柔地说。

    “世界一直在变，”扬叔叔说，“但荷兰人变得特别快。有时候太快，灵魂跟不上。”

    1704年8月，布伦海姆战役的消息传来。马尔堡公爵率领英荷联军取得决定性胜利，击败法军。消息在海牙引起短暂狂欢，但细看战报，荷兰人心情复杂：荷兰军队承担了最艰苦的防御任务，伤亡惨重，但英国获得了大部分荣耀。

    更微妙的是，战役的巨额花费进一步加剧了荷兰的财政危机。胜利的账单比失败的账单更贵，因为胜利意味着要继续推进，而不是撤退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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