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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更甚者，教权早已渗透进政权，南洋诸邦的君王贵族，本身皆是虔诚的***，邦国政令的制定，必先顾及教义规条，贵族议事的决断，必请教中领袖首肯，教规与国法相融，教权与政权牵绊，甚者在一些小邦，阿訇便是实际的掌权者，教规直接等同于国法。

    这般光景，在自幼浸银大明礼法、奉皇权至上为圭臬的朱雄英看来，简直是离经叛道，是万万不能容忍的异端。

    在他的认知里，世间任何教派，若敢以教规束缚万民，以教权干涉朝政，便是乱国之源；若敢挑战皇权的至高无上，便是与大明的社稷纲纪为敌。

    这般教门，既无敬畏皇权之心，又无恪守国法之念，反倒将教权置于一切之上，与大明所奉行的天下理念背道而驰，这哪里是正经的宗教，分明是祸乱邦国的邪教！

    所以朱雄英实在无法理解，也无法容忍，天下竟有这般教派，能凌驾于君权国法之上，能让万民舍皇权而从教权——这在大明，便是十恶不赦的大罪，便是抄家灭族的下场，更何况是在邦国之中大行其道。

    而这，正是大明与南洋诸邦最核心的隔阂。

    一方是皇权至上、教随国定，绝不容许教权干政；一方是教俗相融、教权掣肘政权，信仰早已成为邦国的根基。朱雄英的怒斥，不过是将这道根深蒂固的矛盾，赤裸裸地摆在了台面上，让厅中诸人皆知，这道鸿沟，远比贵族争利的乱象更难跨越，远比地域文化的差异更难调和。

    　　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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